1938年10月中旬，惠州、广州相继沦陷。广州陷落前夕，国民党广东省党政军首脑机关仓促北移，韶关成了战时省会；1944年8月，衡阳被占，韶关遭到日机的大规模轰炸，原从广州迁到韶关的民国广东省政府及各机关又一次紧急疏散。当时龙川距敌较远，地方比较安宁，且扼水陆交通要冲，为粤东北物资集散地，选择龙川为战时省政府机关办公地点较为适宜。在这两个时间段，广东省政府及相关机构搬迁至龙川、连平等地，对当地经济产生了阶段性的显著影响。
在战时阶段，通过“行政资源导入”，直接拉动商业、交通、工业、基础设施的短期爆发式增长，使龙川从粤东普通县城升级为区域经济枢纽，实现了“战时黄金期”；战后，因“行政支撑流失”与“内战政策冲击”，战时繁荣的经济缺乏内生动力，迅速陷入萧条。
危局北迁：省政府迁入龙川的烽火足迹
1938年10月中旬，日寇在大亚湾登陆后，惠州、广州相继沦陷。广州陷落前夕，国民党广东省党政军首脑机关仓促北移，韶关成了战时省会。
展开剩余90%1939年，广东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丘誉题写的《河源青年》刊头。（资料图片）
至11月下旬，广州沦陷之后，省垣的政治重心，移于各区行政专员公署。广东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丘誉，于惠州陷落时只身出走，在河源组成行署继续办公。
10月21日，丘誉在老隆寄给香港的一个朋友的信函里提到不少当时现状，是1938年惠州沦陷后极具史料价值的一手记录，既包含了军事失守、行政疏散、物资损失等宏观史实，也涉及个人经历、家属安置、通讯困境等微观细节，同时直接印证了日军的暴行与中国地方力量的应急应对，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华南地区（广东惠州）沦陷的重要参考。他在信函中提到，十五日惠城失陷，他“连洗换衣服都未及带，只身逃出”，直观反映出日军进攻速度快、惠城失守仓促，公职人员及民众撤离时毫无准备的混乱处境。但当时部分公职人员对日军进攻有预判，且做了一定的物资保护工作，避免了公务资产的直接损失，在惠城失陷前一日，已将公物于夜间安全移徙。然而他个人的私物，十余年来积累的物资“完全丧失”，“有数可计者，达数千金”，另还包括文稿、书籍、衣物、字画等，这类物资不仅具有经济价值，更有个人学术、生活记忆的意义，“不能以数目计者，更可惜耳”。
其妻于“双十”（10月10日）到惠时带来的不少行李，也随惠城失陷“一概乌有”。信函中提到，丘誉妻子“于十二晚（10月12日晚）先走，已安抵乡中”，说明在惠城失陷前（10月15日），部分人员已提前安排家属向乡村地区疏散，且成功抵达安全区域。“现在河源县设行署办公，职员已疏散一部分”，惠城失陷后，原驻惠行政机构（如丘誉所属的专署相关机构）已转移至河源县设立临时办公点，并对职员进行了部分疏散，反映了行政体系在战争中的应急调整与人员安置措施。
信函提到当时他的同僚如“淡水区长李彦及专署情报股长何泽宏均为日寇所害”，而丘誉“只身出走”后到龙川、和平协商联合防御工作，试图组织区域协同抵抗。然而当时通讯中断后有所阻碍，他在函中提及“河源县发一简电”，但无法确认是否送达。他在老隆“再发专电，电局谓广州电报不通，不允收拍”，明确当时广州与老隆间的电报线路已中断，通讯受阻直接影响了公务联络与抗敌工作推进，丘誉对通讯困境感到无奈与焦虑。
1938年10月，日军攻陷广州后，龙川县也处于震惊之中，龙川中学迁往车田，老隆师范迁至鹤市社坑，广州及省各贸易团体纷纷迁往老隆。
1938年10月至1939年冬及1940年，日寇两度进犯粤北，欲夺韶关。省政府当局深忧韶关迟早落入敌手。1939年3月30日，新一届国民党省党部在韶关宣誓就职。
1940年10月23日，粤政务团刘志陆巡抵惠阳。粤省政府政务视导团第四团主任胡铭藻因病留韶，经由委员刘志陆率领，团员由韶关出发经兴宁，转赴龙川，15日抵河源，17日抵惠阳。
1944年4月，日本发动打通从东北到广州、南宁的大陆交通线战役，仅一个多月时间，河南沦陷，6月长沙失守，8月衡阳被占。为配合北路进攻，日军在南线也发动攻势，韶关遭到日机的大规模轰炸，原从广州迁到韶关的广东省政府及各机关又一次紧急疏散。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率领省政府大部分人员，经翁源和连平的陆路迁到梅州平远县；民政厅、建设厅等部分机构则迁到了龙川县，民政厅驻老隆镇华新旅店；建设厅驻老隆港务局仓库；卫生处驻佗城百寿堂药房。
龙川县有东、韩两江穿境而过，有公路可直达赣南各县和兴梅等广大地区，水陆交通均很便利。该县的老隆镇扼水陆交通要冲，为粤东北物资集散地。当时龙川距敌较远，地方比较安宁，选择龙川为战时省政府机关办公地点较为适宜。
韶关至龙川公路沿线虽迭遭日机轰炸扫射，但大小车辆仍日夜奔忙。大批党政军首脑机关纷纷涌入龙川，一时忙坏了龙川县各级政府机关，动员一切力量为省政府机关找驻地、运粮食、办后勤。省政府暂驻佗城龙川一中城北新校舍，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李汉魂夫妇驻节佗城北门竹园里郑屋。民政、财政、教育、建设四大厅分驻佗城、老隆、黎咀等地，省绥靖公署驻佗城小东门何家祠，中大研究院迁佗城老塔正相寺。（何福添《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搬迁龙川拾零》）
1945年1月韶关沦陷后，潮汕之敌又北侵丰顺汤坑，惠州之敌也沿东江而上入侵河源灯塔，龙川岌岌可危。又考虑到省政府分驻两地办公，联络不畅，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不得不再次决定省政府机关东迁平远。平远地处粤赣闽三省交界处，乃广东省东北角最边远的山区小县，如局势进一步恶化，省政府就要撤离省境，由陆路向江西、福建方向撤退。同年5月初，省政府及所属机构已全部迁至平远，龙川只留下一小部分留守人员。
1945年5月17日，日军1000多人进占河源县城。国民党第四专员公署由河源县城迁至蓝口镇，河源县政府迁往回龙。
1945年9月，广东省政府回迁广州。回迁途中，省政府曾在梅县短暂驻扎。
不夜山城：行政资源浇灌的“战时繁花”
随着惠州、广州以及香港的沦陷，广东省政府及相关机构、工商业团体搬迁至龙川（老隆、佗城）、连平等地后，对当地经济产生了短期繁荣推动效应。抗战胜利后因局势变化，导致了后续萧条的转折。
1938年10月，日军攻陷广州，广州及省各贸易团体纷迁老隆。作为核心迁入地，老隆工商业繁荣程度最为显著——经营日用百货的商号达42家（俊胜、万益庄、源兴隆、祥栈晋等）、食盐烟酒等民生类商号80多家、日用杂货50多家、中西药品20多家（和昌栈、万合栈、万宝堂、世宝堂、益兴栈、永生、民生、生生大同等）、饮食旅业60多家（南通旅店、冠华酒家、冠粤茶楼、瑞新茶楼、安胜酒家等）。1944年省政府搬迁到龙川办公以后，老隆工商业更为繁荣，每日来往客货车达数百辆，来自广州、惠州的商品（如洋纱、杂货、火水、电池、食盐等）运达老隆后再转运赣南和兴梅地区，粤北地区山货（如竹、木、柴、炭、土纸、松香、矿产、谷米等）亦经老隆转运至惠州、东莞、广州等地，潮汕一带水产品、茶叶、烟丝、药材等商品亦多经老隆转运至广东、江西各地。这时可谓是老隆商业的黄金时代。
兴宁、五华、梅县及江西定南、龙南、寻乌等周边县市，纷纷在老隆设立“仓库和转运站”，将老隆变为粤东与赣南地区的物资调拨、转运、购销枢纽，进一步放大了其商业辐射力，推动老隆从普通圩镇升级为区域经济核心。
至1947年抗战刚胜利后，仅老隆单一区域的百货、布匹、五金等各类店铺达135间，还涌现出建隆行（资本折1985年人民币百万元）、集盛丰（资本30万元以上）等大型商号，远超此前本地商业规模。
中国茶叶公司广东省分公司、广东省缉私处、省银行一部分、东江盐务局、广州大学系计政班、大光报社、西南日报社等省属机关和团体，以及大同酒家、文苑食堂、大众酒家、赞美酒家等则转移到连平。
行政机构人员、迁来商户及流动人口增多，带动“茶楼酒馆纷纷开张”，老隆和佗城的茶楼饭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，呈现出灯红酒绿不夜天的景象。佗城比较有名的茶楼有雪梅居、南园、红萍、互利社等，老隆茶楼要数瑞兴、银宫、大白楼等几家最为有名，日夜宾客满座，熙熙攘攘，出现了一时繁华的消费盛景，民生消费与服务消费需求同步激增。连平亦如是：“当年冬初，滚滚的车辆载着达官贵人、小姐太太、学者专家、教育界人士、政府工作人员、商人、小本经营者，以及衣冠不整的各种难民，像黄河决堤般涌入连平，使人口只有四千的封闭式山区小县城，突然变得有点都市化了。”
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，广州、香港沦陷后，南路难民和各家商客云集河源，河源县城的饮食业一度繁荣。当时县城的聚然楼、德栈楼、双江楼、叙琼楼、不夜天、广州茶室、西餐厅等10家酒楼饭店，客源不断，设早、午、夜市，通宵接待顾客。
行政机构与工商业迁入带来的技术、资金与需求，推动龙川本地工业从传统手工业向“近代机械工业”转型，并填补一些领域的空白。1940年，中国工业合作社老隆印刷社成立，首次用机械代替人工刻印文件、报表，开启本地机械生产先河；1942年，老隆筹建首家“粮食机械加工厂”，后续又兴办“大中华松香厂、昌明玻璃厂、造船厂、铸锅厂、食品加工厂”等一批私营企业，覆盖农产品加工、轻工业、重工业（造船、铸锅）等领域，填补了本地近代工业的空白，工业体系初步成形。
对山城连平来说，抗日战争时期，韶关的疏散，使连平一些行业兴旺起来，商业日趋繁荣。1940年，中国工业协会东南办事处和平事务所在忠信、大湖设立购销站，在石背建炼铁厂，建立了连平县最早的商业合作组织。
1939年12月26日，《香港华字日报》报道河源至老隆增拨车辆行驶的消息。 （资料图片）
韶关疏散时期，每天几百辆车辆来往要补充燃料，于是连平人利用自身的山区资源大量生产木炭；外来人口剧增，旅业一改往日的萧条冷落，除县城原有的华益栈、新源和、祥合利等客栈外，增设了10多家旅店，但仍无法满足需要。
据老人回忆说，当年有半数以上居民接待了外地房客，饮食业更是欣欣向荣，原广州大同酒家、文苑食堂、大众酒家、赞美酒家，以及外地著名小食品店相继在连平城开业，顾客盈门，热闹非常。在县城商业区，从东街、南街逐渐伸展到西街及南门公路一带，大华、凤阳、西安、西山、华盛顿旅店、新安合茶楼、良友饭店、振兴饭店、斐合饭店、华盛顿酒家、安记糖烟酒店、梁保和汽车修配店、新记木炭店等，都设在西门公路两旁，生意兴隆。特别是安记糖烟酒店经营的豉油和蜜糖远销各省，在外地享有很高的信誉。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有些以前到过连平的外地客人，再次经过这里时还会谈及当时住大华旅店，以及购买安记蜜糖的情景。（颜本敏《韶关疏散对连平的影响》）
抗日战争期间，河源县成为抗日后方。1938年冬至1939年前后，来自惠州、增城、广州等地的商人和难民，源源流入县城。1938年秋，广东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惠州移驻河源县城，其间，县城的经济曾一度出现繁荣景象。南海、东莞客商前来县城开设海鲜、咸杂店铺；福建、潮州商人前来操办药行；兴宁客商经营布匹和日用杂货。那时，县城市场成为东江上游的贸易集散中心，每逢农历一、四、七街期，人海如潮，来自县内回龙、南湖粮产区的稻谷、大米、红萝卜和草菇、柴炭、竹、木，灯塔、船塘的板栗、柿饼，连平忠信的火蒜，博罗、紫金古竹、临江的片糖、荔枝果、红瓜、花生以及禽畜蛋等产品摆满市场，物品众多，市场货物繁荣兴旺。
繁花凋零：回潮、“三征”与繁荣幻灭
抗战胜利后，广东省政府及各迁来机构回迁，加以“三征”政策与市场乱象，龙川等地的战时经济繁荣难以持续，迅速陷入萧条。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为发动内战，推行“征兵、征粮、征税”政策，农民因征粮、征兵陷入贫困，消费能力大幅下降，直接冲击民生类商业（如食盐、食品、杂货）的市场需求；工商业户赋税急剧加重，中小商户难以承受，大型商号也因成本高企而经营困难，商业活力被严重抑制。
同时，市场乱象加剧经济动荡，“富商大贾操纵市场，买空卖空”，导致货币贬值、物价飞涨，普通民众购买力骤降，商户经营风险陡增——进货成本暴涨、资金回笼困难，原本繁荣的商业体系因市场秩序混乱而崩盘，进一步加速了经济衰退。
另外，抗战时期的经济繁荣，本质上是行政机构迁入带来的人口、物资、需求集中的战时特殊现象。抗战胜利后，迁来的省政府机关、广州商户陆续回迁，龙川等地失去了核心的消费群体与物资集散需求，叠加工业基础薄弱（多为小型私营企业，缺乏长期竞争力），经济失去支撑，从“战时繁荣”迅速回落至萧条状态。这种繁荣过于依赖外部资源输入，未能形成本地内生增长动力，因此难以实现长期、可持续的发展。
1945年5月，河源沦陷，大多数饮食店关闭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饮食业虽有恢复，但大多是小店、摊贩，经营规模小、营业额低，与曾经一时繁华的盛景形成鲜明对比。
资料来源：
《大公报》《香港华字日报》《民国广东大事记》《河源县志》《连平县志》《河源市文史资料（第2辑）》《龙川文史（第19辑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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